苏州：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齐头并进

“上有呀天堂、下呀有苏杭,城内园林,城外有水乡,哎呀苏州好风光!”一曲脍炙人口的《苏州好风光》,唱出了古城苏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神韵,也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风貌。在这个承载着实有人口超过1300万(其中外来人口达650多万),活跃着71.29万户民营经济企业,GDP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的城市,连续六次荣获全国综治优秀市,三次捧得“长安杯”,成为平安建设领头羊。

在经济繁荣发展现代化目标引领下,苏州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苏州市委政法委为此提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九大体系、包括建立现代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深化实有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基础工作体系、健全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建立虚拟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体系,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推动平安法治融合发展体系,坚持把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部署、同实施、同落实,初步形成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齐头并进发展格局,成为法治引领下新时期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在街道社区高效运作

在“民有所求、我有所应”社区建设和管理理念推动下,姑苏区沧浪街道办事处汇聚互联网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科技手段,对市政设施、市容环境和城区管理秩序进行网格化监控和管理的“好管家”社会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应运而生。经过2007年以来四个阶段建设,先后建成了民意快车、道路微循环、一网四平台等特色功能模块,形成集指挥中心、信息中心、运转中心为一体的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性大平台,其反应之迅速、处置之高效,堪比城市公安110系统。

沧浪街道党工委书记郑云在演示时介绍,辖区600多名空巢老人居家安全问题曾一度困扰街道社区干部,如今老人们只要每日在家中登录有线电视,用遥控器在页面显示时点击“签到”,管理平台就可随时掌控老人在家动态,所有服务需求信息都与“好管家”平台实现了实时联通。

为提高办事效率,做到群众有求必应,平台的“民意快车”还在接办每一起诉求时,按照轻重缓急进行三级预警标注,在后续流转派单中凡是超过规定办结期限的,还会跳出“红灯”警示提醒。仅过去两年中就收集民情日记42832条,便民服务记录1800余条,还处理各种诉求251件,办结率达到98%以上。

姑苏区双塔街道办事处通过建立“子城在线”社会管理综合服务平台,以视频数据库、人口数据库、企业数据库为基础,集中了街道、片区、社区三级网络视频监控379个,将辖区公安、城管、交警、工商、民政、卫生、计生等工作人员的监控管理信息进行整合,并依托内网管理、外网、e网互动,涵盖了216个小区、2467幢建筑物、两万余户家庭、2960个企业信息,实现了社会管控与民生服务的全覆盖。

姑苏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叶映红介绍,在“好管家”“子城在线”等社会管理综合平台系统支撑下,通过整合派出所、司法所、城管中队、交警中队4支执法力量联动协作,姑苏区真正做强做实了街道社区,呈现了违法犯罪警情逐年下降、社会矛盾预警处置率逐年上升、群众安全幸福感不断提升态势。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凝聚社会共治合力

在外商独资企业天弘(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一间大会议室内,100多名年轻员工正参加涉及员工权益保障的培训。主导培训的是苏州工业园区企业社会责任联盟。该联盟由苏州工业园区宣传(精神文明)办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环保安监等15个政府部门作为指导单位发起成立,目前企业会员已发展到228家。“企业根据联盟发送的培训方案,由员工自主选择涉及道德、法治类课程,还可参加联盟每月一次组织的专场培训。”该公司行政人事部职员张圣华介绍说,培训教师都来自各行各业志愿者,填补了企业自身培训力量的不足。联盟围绕慈善公益、生态环保、诚信经营等主题举办的各种活动,还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园区胜浦派出所的辖区面积有2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达10万人,但碍于编制限制,派出所仅有26名民警、200余名警辅,日常办案压力十分巨大,如何面对群众接二连三的110报警求助以及辖区企事业单位日常安全监管呢?

2014年4月,新盛社区民警积极与辖区金华盛纸业沟通,动员企业义工参与到社区安全防范工作中。义工经过岗前培训穿上了迷彩服,成为派出所“义警”,义工参与巡逻3个月后该社区发案下降了53%。如今,这支群防群治的义警队伍已发展至1600人,吸纳了来自企业、银行、物业、公交、旅馆等各行各业志愿者,并成立了法律援助、防电信诈骗、街巷红臂章等10支志愿者团队,每天常态巡防力量保持50余人次。

“多元主体参与是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可以最大限度整合各方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共治、共享、共赢、共荣的强大合力。”苏州工业园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刘钢介绍说,作为首个“中国新加坡社会管理合作试点单位”,园区还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建立了17个承担公共服务窗口、培育社会组织、征集社情民意、推动社企共建的“民众联络所”,还聘任200名社区发展咨询员,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繁荣社区文化建言献策。

政社互动引领新一轮基层治理模式变革

“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摒弃一切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着重培育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和多元化体系结构,探索充分发挥社会、市场各主体治理作用,实现社会‘共治’和‘善治’。”苏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郭学文认为,苏州“政社互动”的实践,表明政府与民众之间可以建立新型的城乡社区共同体,成为下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多年来,村居委汇聚并承担着上级政府机构下派的事无巨细的繁重社会治理任务,随着镇村合并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加速,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成为一个新课题。2008年,太仓市委、市政府成立“政社互动”研究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破题攻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将叠加在村居的所有事项进行了梳理,区分了村居依法履职清单10项、依法履约清单28项,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其他行政事项全部退出,全面废止了基层政府与村居之间的行政责任书,改以签订《协议书》方式通过契约式管理,村居“一揽子”承接,政府则依约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再造村居社会治理结构。

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写进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苏州的基层政府,有些执法和社会事务退出了村居,会不会形成基层组织“治理真空”呢?记者在姑苏区桂花社区看到,社区的“蝴蝶”妈妈读书会、百草养生堂、苏韵核艺坊等社区培育的社会组织场馆里,一片热闹繁荣景象。社区还根据老年人、残疾人、外来人员、失业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等不同居民需求,建立了为老服务类、青年服务类、帮困助残类、社区事务类、文体活动类共35个社会组织,形成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人才协助管理、协同服务的“三社联动”机制,推动了“政社互动”的成效。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陈燕颜介绍,全市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已达11742家,登记社会组织672家,还通过21家市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孵化各类社会组织300余家,形成了层级分明、功能有别、错位发展的社会组织培育体系。

均等化服务管理创新推动平安与法治深度融合

拥有650万外来人口的庞大基数,苏州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呈现1∶1格局,如何让“流动”的外来人口遵纪守法,让“留下”的外来人口安居乐业,并真正享受到同城化、均等化服务,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综合性问题。

2012年5月,张家港市率先在全国推出《新市民积分管理暂行办法》,当年8月首批6570名外来人口子女获得了“入学准入卡”,打破了计生、卫生、教育、人社等职能部门为外来人口设置的“藩篱”,该市为此公布监督电话接受咨询举报,结果无一起投诉。

张家港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周春峰介绍,这项稳定人心、服务群众的创新举措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几十万外来人员群体高度关注,施行3年来累计有2.2万名新市民子女入医保,2.25万名入读公办学校,1700余名新市民获积分入户资格,加快形成了外来人员群体对城市发展的归属感、城市管理的认同感,增强了法治政府公信力,化解消除了大量潜在的社会矛盾问题。

苏州市司法局副局长阎鸿泰介绍,为了有效满足群众利益诉求,让外来人员、贫困人口、特殊人群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法律服务,苏州市还率全国之先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覆盖率纳入城乡一体化改革重点工作考核,大力推广建设村(社区)便民法律服务站,建立了12348数字化司法行政服务平台,推行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在基层的全覆盖。

“要用法治思维谋划推进社会治理,推动平安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苏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依法治市办公室主任朱耀明介绍,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发挥法治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苏州市还相继以立法形式,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等工作纳入法治化规定,确保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全市违法犯罪警情已实现了“六连降”。

社会治理创新“苏州经验”的探索与思考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苏州经验”之所以得以发挥出各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激情活力,并发挥出互相融合支持的“叠加”效应,还源于社会各方对创新社会治理的深度剖析和思考,为统一认识,步调一致推动治理思路、治理方式的变革建立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蕴含着深刻重大的理念转变,苏州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还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苏州市委研究室副调研员蒋忠友分析认为,要认识社会治理,离不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既不能忽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片面强调社会治理,也不能为了发展而将社会治理放在从属地位,应当通过统筹兼顾,确保发展的协调性,否则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意味着不仅要向市场放权,还要向社会放权,不仅要解放生产力,还要激发社会活力。”苏州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卢宁认为。

周春峰认为,社会治理难题突出表现为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与矛盾化解体制机制存在不匹配性,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机制不适应,社会组织发展不足与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之间矛盾突出,新市民同城待遇诉求与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存在差距,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社会文明风尚存在差距,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建共享不充分等问题。（记者丁国锋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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